如果要理解当下青年人的性压抑，首先得理解我们这一代人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结构里长大的。
一、被压缩的现代性：我们这一代人的出生背景
在漫长的传统社会中，尤其明清以降的南方乡村，中国人的生活深受宗族和道德的双重约束。聚族而居，人情社会，宗族亲情是每个人生存的底色。你生在一个村子里，周围都是沾亲带故的人，红白喜事是整个宗族的事，婚姻是两家人的事，甚至两个村子的事。在这种社会结构里，人不是原子，而是一个网络上的节点。你的孤独有人接住，你的欲望有人看见——但也要说，同一个系统也控制和惩罚你的欲望：包办婚姻、守寡、族规、对女性的严厉束缚，都是这个系统的另一面。
改革开放之后，到2010年代工业高度发展，这期间发生了两件大事：城镇化和市场化。
市场化要求工作成为一种普遍意识，竞争上岗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。你不再是生产队里一起干活的兄弟，你是我的竞争对手。城镇化把原来聚落式的乡村生活，变成了单元楼里的原子化家庭。你住在隔壁三年，不知道邻居姓什么。大的聚落集体崩塌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紧闭的防盗门。
2010年代，中国工业化体系逐渐成熟。在这个时代逐渐长大的人，正好是80后、90后。父辈的经验在他们身上彻底失效了——你爸没法教你怎么在互联网公司生存，你妈没法教你如何在一线城市租房、跳槽、处理社保。家庭内的关系，开始从支持系统变成了负担。
更关键的是，这期间80后、90后，尤其90后的留守情况越来越多。据民政部数据，全国留守儿童数量在高峰期超过6000万。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00年之后的农村，到现在农村依然常见。父辈的生活经验无法支持孩子的成长，家庭关系进一步单薄。留守的孩子，幼年大都没有感受过被爱。
一个在童年时期没有被好好爱过的人，长大后要怎么去爱别人？又怎么敢向别人索取爱？
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面对亲密关系时的第一重困境：我们中的很多人，连爱的能力都没有被好好培养过。
二、社交能力的缺失：我们不会了
我是在参加了新疆同学的婚礼之后，才真正意识到这件事的。
新疆人能歌善舞，载歌载舞，那不是天赋，那是文化。在他们的文化里，交际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聚会、歌舞、表达情感，是刻在骨子里的习惯。他们不需要刻意去学"社交技巧"，因为从小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泡着。
而我们呢？
传统中国社会其实有极其繁复的社交礼仪系统——礼尚往来、人情世故、酒桌文化、座次尊卑、婚丧嫁娶的仪式。但问题在于：这种社交是形式化的、等级化的、功利化的，它基于身份和利益，而不是基于平等的情感表达。儒家强调"克己复礼"，教的是"忍"和"藏"，而不是"表达"和"连接"。普通人家教给孩子的，更多是"少说话，多做事"、“出门在外别惹事”。
到了我们这一代，情况更糟了。留守的孩子没人教，城里的孩子被关在家里写作业。社交能力的培养，几乎完全靠自学。而2010年代之后，手机和社交媒体进一步侵蚀了面对面交流的能力——你可以在微信上发一百条消息，但坐在咖啡厅里和一个人对视三分钟，你做不到。可问题是，亲密关系是社交能力中最复杂的一种，你连和陌生人正常说话都紧张，你怎么去建立一段亲密关系？
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：互联网上，人人都喊着想要谈恋爱，想要被爱；现实生活中，男男女女面对面坐着，各自刷手机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
三、西方自由文化的冲击：信任的崩塌
从80、90年代的出国潮，到韩流，到西方女性主义的传入，我们的文化环境在短短几十年里经历了剧烈的震荡。
尤其值得说的是中国的文科教育。在这方面，可以说长期滞后，在性别议题上缺少本土化的批判性思考。男女之间的信任，被严重侵蚀了。
一方面，传统的道德体系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离婚率从2000年的0.96‰上升到2023年的约2.6‰，财产分割纠纷、骗婚、利用婚姻牟利等话题在社交媒体上天天刷屏。问题不在于离婚的退出成本降低了——而在于法律越是试图规范婚姻中的财产和权益，婚姻就越容易被工具化。财产分割条款可能被利用来牟利，彩礼纠纷可能变成一笔生意，亲密关系中的算计越来越多。但法律对此几乎无能为力：亲密关系天然抗拒过度规范，规范得越细，婚姻就越像一份附条件的商业合同，甚至滑向法律默许下的交易。谁还敢轻易把自己的一生押进去？
另一方面，西方女性主义传入中国后，在互联网上经历了一场畸变。它没有经过本土化的消化——没有中国本土的女性运动史作为基础，没有中产阶层女性运动的社会条件——就直接变成了社交媒体上的性别战争。男女之间的对话，变成了互相指责、互相攻击。男性觉得女性要求太多，女性觉得男性配不上自己。
在这种环境下，信任成了一种奢侈品。
四、性的成本问题
男性的困境
1949年后到改革开放前，国家强力管控下，性几乎被压缩进了婚姻的框架内。对中国普通男性而言，性获得高度依赖婚姻这个通道。而这个通道的成本，就是结婚成本。
从最早的"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"，到需要一部分彩礼，到需要买车买房——这仅仅是四十年的事情。根据泽平宏观的数据，2023年中国重点城市的房价收入比（住房总价/家庭年收入）普遍在20-50倍之间，北京上海超过40倍。这意味着一个普通青年不吃不喝40年才能买一套房。结婚成本已经变成了普通男性彻底无法支付的数字。
你不能说这些男性不想结婚。2023年全国结婚登记数仅为768万对，创下1980年以来的新低，而2013年这个数字是1347万对。十年间，结婚人数下降了超过40%。很多人不是不想结，是结不起。
那么替代方案是什么？女性性工作者、第三者，成了某些普通男性的选择。但更普遍的是互联网色情——这才是大多数青年男性性压抑最主要的日常出口。根据《中国性科学》等期刊的研究，中国青年男性中超过90%有过观看色情内容的经历，相当一部分人已经形成了对色情内容的依赖。这是一个隐秘的、免费的、随时可得的替代品，但它解决的是生理释放，而不是亲密关系的缺失。
与此同时，相当一部分底层男性面临的确实是更残酷的现实：扣除房租和基本生活开支后，已所剩无几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3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约3.3万元/年，而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劳动年龄人口仍有约6亿。对于这些男性而言，性压抑不是"买不起房结不了婚"的问题，而是连进入恋爱市场的入场券都拿不到。
女性的困境
女性的性需求得不到满足，同样是一个真实但被忽视的问题。
第一，性在女性的需求排序中，往往不作为第一需求。这有生理原因，也有社会规训的原因。女性被教育"要矜持"、“不要主动”，于是很多女性自己都不承认自己有性需求。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，超过60%的女性认为"在性方面主动是不合适的"——这不是天性，这是规训的结果。
第二，媒体渲染的去雄性化，让女性认为雄性等于危险。社交媒体上，男性的负面新闻被无限放大——家暴、出轨、PUA、杀妻案。这些新闻是真的，但它们被算法放大后，制造了一种印象：所有男性都是潜在的威胁。男女之间产生了天然的不信任。
另一方面，媒体大肆宣扬的"帅男"形象，让女性提高了择偶标准。她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都是精心包装过的男性形象，现实中遇到普通男性，自然觉得"配不上"。
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需求缺口。
但女性的困境和男性有一个本质的不同：女性有更多的选择权，也有更多的风险。女性可以选择不进入亲密关系——这不是需求的消失，而是理性的避险。后疫情时代经济下行，就业压力增大，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"不谈"、“不婚”、“不育”。2023年全国生育率已降至1.0左右，全球垫底。这不是"剩女"问题，而是女性在算了一笔账之后，认为亲密关系的收益不足以覆盖风险。
填补需求缺口的方式是多样的。男性的性需求可以通过性工作者、色情内容来填补；而女性的性，在社会现实中天然就是一种稀缺资源，拥有经济资本的人自然会承接那一部分——这包括男性性工作者的市场，也包括有经济实力的第三者对部分女性的覆盖。女性的性天生就是资源，这不是道德判断，而是一个市场事实：在供需失衡的婚恋市场中，性吸引力是女性可以变现的稀缺资本。
但剩余的普通女性，就活在了幻想与现实的夹缝中——既不敢迈出那一步去信任，又无法在现实中找到匹配的对象，只能靠追星、看剧、嗑CP来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。这不是"羔羊"，这是结构性困境中的理性选择。
五、总结：原子化时代的性资源错配
性压抑，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，也不是哪一个性别的问题。它是这个时代社会关系面临层层结构崩塌的结果。
当人从宗族、村落、集体中剥离出来，变成一个个独立的原子时，人的社会性本能并没有消失。我们依然渴望亲密，渴望被爱，渴望身体和灵魂的触碰。
但现实是：我们没有能力去建立亲密关系，我们没有信任去支撑亲密关系，我们没有资源去获取亲密关系。
社会性本能的期望，和现实中性资源的错配，导致了这场集体性的性压抑。
这不是谁的错。这是时代给我们这一代人出的难题。
而我们，只能自己学着去解。